德银中国区总经理朱彤：看好中国绿色金融与可持续投融资发展前景******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中新网北京11月4日电 题：德银中国区总经理朱彤：看好中国绿色金融与可持续投融资发展前景
中新财经 宫宏宇
“德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和资本市场开放过程当中非常大的受益者，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者。”
11月4日，德意志银行中国区总经理、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彤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如是说。
当日，恰值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对此，朱彤高兴地表示，特别高兴看到德国和中国高层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密切，中德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加强。
同时，她表示，德银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包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投融资的发展前景。“德银有意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熊猫债，也已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正式的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对此表示欢迎。”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网：德国总理朔尔茨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作为随行企业之一，德意志银行如何看待中德在金融等领域间的合作？有哪些新的发展计划？
朱彤：今天是个好日子，正好是德国总理率领德国工商企业代表团访华的日子，我们也特别高兴看到德国和中国高层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密切，中德经贸关系也在不断加强，在全球复杂的地缘政治的背景下，中德之间保持和发展互利互惠的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今天这个好日子里，我也很高兴地宣布一个好消息，德意志银行有意在中国银行间市场发行熊猫债，我们也已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了正式的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对此表示欢迎，将于近日受理我们的申请。德银这一举动也表示了德意志银行看好中国资本市场，代表着对中国长期的承诺，也会为德意志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动能。
中新网：德意志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已有150年，您认为德意志银行在华百余年的发展里有哪些“变”与“不变”？
朱彤：德意志银行在150年前，也就是1872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先说“不变”，用时髦的话来讲，我们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不变。德意志银行成立的初心不是为了服务在德国的德国企业，而是为了服务走向全球的德国企业。德银的初心就是成为一家国际化的银行。
1872年，也就是德意志银行成立两年后，就跟随着德国企业来到了中国远东市场。150年之后的今天，德国总理率领的工商企业代表团访华，有12位企业巨头，德银集团CEO克里斯蒂安·泽温(Christian Sewing)也在其中。这次他也是随同我们最重要的德国的企业家客户来到了中国，这一点也反映了我们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也就是跟着我们的客户走向世界。
另一个没有变的就是德意志银行对中国的承诺。在成立150周年之际，我们要着眼的是未来的150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我们对中国的承诺不会改变。
说到变，最重要的一点是随着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和近五至十年以来，中国开放的步伐越迈越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力度越来越大，德银因此有了更多的新业务和机会，也有更多的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此外，随着中国在全球化当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很多企业也成长为跨国企业，变成了中国的跨国公司，越来越走向世界。德银作为一个在全球覆盖80多个市场、根基深厚的全球性银行，有独特的优势服务好走向全球的中国客户。
中新网：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受益者，德银在华取得了哪些成绩？是如何做到的？
朱彤：德银确实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和资本市场开放过程当中非常大的受益者，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参与者。从2018年开始的5年间，德银每年都有好消息，每一年都有新的执照或是资格获批。
例如，2019年，德银就成为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商资格获批的两家外资行之一。此后，2020年、2021年及2022年，德银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债券承销规模排行中位列外资行榜首。同时，德意志银行也是中国在岸债券发行中唯一一家同时担任主承销商与簿记行的外资行，至今已主导完成六笔交易。
再举一个例子，2020年，德银从中国证监会获得了中国证券基金投资基金托管资格，今年10月，德银中国完成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项下首单业务，为一家境内基金公司提供全球标准的一站式托管服务。
今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德银参与到碳减排支持工具当中。德银是获批的两家外资行之一。10月20日，德银接到中国人民银行的通知，申请的第一笔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的贷款已经获批。这表明中国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且德银也是实实在在地参与进来，是其中非常大的获益者。
中新网：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无论在规模、结构、业态，还是在功能、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这给德银带来了哪些发展机会？
朱彤：首先，在中国与国外的经济周期存在差异的背景下，中国的熊猫债市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海外发行人有兴趣到中国来发行债券，我认为这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是一件好事。既可以让发行人投资者更加拓宽范围，更加多元化，也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A类主承销商资格的拥有行，德银当仁不让要在熊猫债发行方面发挥最大的能力。这是我们非常看好，也非常重视的业务亮点。
第二，德银非常看好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越来越好，老百姓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因此中国需要更好的财富管理服务，而德银在这方面也有专业能力，非常希望能参与到为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添砖加瓦的行列中来。
最后，德银看好绿色金融与可持续投融资的发展前景。为什么德银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基于欧洲银行对于绿色金融ESG一贯的重视，德银有强大的内驱动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宣布，绿色金融在中国也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内外的合力，能够推动德银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更大的进展。
此外，作为中国和欧洲在碳减排和绿色金融领域的桥梁之一，德银能够帮助中欧在碳减排、绿色金融和绿色经济的领域更加深化和扩大合作。
中新网：作为德国最大的银行和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德银为跨国企业来华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哪些支持？德银在连接中国和全球资本市场中发挥着哪些作用？
朱彤：德银最重要的业务特点之一就是“引进来、走出去”。“引进来”最初是引入德国企业，跟随德企来到中国，后来也有许多欧洲、亚洲的企业，都成为德银在中国的客户。
“走出去”指的是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中国企业越来越走向世界，德银也陪伴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到世界各地。
在跨境投融资方面，我们发现，客户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德银在相关方面有非常深厚的实力以及经验。因此，在这方面，不管是在“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我们都可以为中外客户提供最佳的服务。(完)
东西问丨钱锁桥：林语堂如何“两脚踏东西文化”？****** 中新社福建漳州12月7日电 题：林语堂如何“两脚踏东西文化”？ ——专访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 中新社记者 张金川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是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林语堂的最好概括。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著有《京华烟云》《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老子的智慧》等。他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成为东西文化交流使者。 林语堂如何“两脚踏东西文化”？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作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林语堂是近现代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最成功的中国学人之一？他怎样做到的？ 钱锁桥：中西方文化交汇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导交流的都是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像利玛窦、理雅各等。他们不只把基督教传到中国，还引介西方世俗文化即所谓“新知识”，同时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欧洲启蒙运动兴起就和耶稣会士大量报道中国文化有关。 1840年后，中国学人也开始加入中西文化交流，但是绝大部分做的都是“进口生意”——把西方文化(其实是比较狭隘的、以严复所译为主的“进步文化”)引介至中国，而做“出口生意”的中国学人寥寥无几。林语堂是近现代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最成功的中国学人，还没有谁能超越。  福建漳州林语堂纪念馆。张金川 摄为什么这么说呢？当然是看作品影响力。在1949年前的中国，英文媒体和中文媒体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而且是先有前者后有后者。如果在中国英文媒体上做人物搜索，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界限，之前出镜率最高的中国学人是辜鸿铭，而之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镜率最高的便是林语堂。 林语堂的出镜率不只在中国英文媒体高，如果在英美报刊做人物搜索，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林语堂仍是出镜率最高的中国学人，可见林氏曾经达到的高度。尽管林语堂的名字在当今西方已处于边缘。 林语堂是个文人，传播中华文化主要是写作出版作品如自著、译著、编著等，以及亲身参与社交活动、做演讲。他的著述能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有内外两重因素：外因是当时中美文化交流氛围很好。文化交流如果没有积极向善、互通有无的政治大环境，是无法做好的。内因，就是林语堂的语言艺术。 林语堂讲中华文化，不是说教，而是聊天；不着重逻辑一致，前后论述有不一致也没关系；讲的内容也不是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等大话题，而是让大家围着火炉，把西装领带卸了，上壶茶，开聊，就聊这个品茗，或养花、读书、女人、如何买牙刷、洋泾浜英语、美国独立宣言、政治病等等。总之，都是从具体生活出发，讲中国人怎样生活。这和西人很相通，因为华人西人都是人，都要吃喝拉撒，都有喜怒哀乐；又有很多不同，不同没关系，或许正是互相吸引点。 林语堂论述最看重的是“要你上钩”，即对中华文化产生兴趣。中西文化交流，如果你没有兴趣，一切免谈。  福建漳州林语堂纪念馆内展示林语堂相关图片资料。张金川 摄中新社记者：林语堂被称为“幽默大师”，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异军突起起了作用。他的散文创作是如何融汇东西方智慧的幽默情味的？ 钱锁桥：林语堂既做“出口生意”，把中华文化介绍给西方，也做“进口生意”，把“幽默”引进中国，使幽默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坛独树一帜。 现代中文(白话文)的兴起过程中大量吸收外来词，主要通过日文转接。绝大部分外来词已没法锁定具体的发明者或翻译者，而“幽默”一词，林语堂却享有发明专利。早期中国留学生，只要在西方生活一段时间，便会发现西方普遍的幽默文化在中华文化里很缺乏，英文的《中国留学生月刊》上有专门文章讨论过。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阅览大量英文书籍，留学经历则加强了切身体验。后留学回国就提倡推广幽默，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论语》杂志上讨论幽默文学，把“幽默”一词永久注入了现代汉语。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参访位于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的林语堂文学馆。张金川 摄最近，杨柳博士给我寄来一篇文章，要我看看是不是林语堂作品。该文题为“Herbert Giles in Heaven”，刊登于1935年英文《中国评论周报》，无署名，但注明“作者为国际知名中国作家，但是愿以匿名方式出版该文”。我认定此文99%出自林语堂之手。当时和《中国评论周报》有渊源的“国际知名中国作家”只有林语堂，且文章的格调，那种幽默情调以及渗透的东西方智慧，非他莫属。要回答“林语堂的散文创作是如何融汇东西方智慧的幽默情味的”，这篇文章便是最佳范文。文章构想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去世，到天堂碰到庄子、屈原、杜甫、莎士比亚等一大批中西文人，一起喝酒聊天问答，还有上帝在场。文中句句透露出机智、幽默。  天宝林语堂故居内展示物品。张金川 摄中新社记者：林语堂的小说，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比较文学现象，如何表现中西合璧的审美观？ 钱锁桥：现在有一种受西方影响的严重偏见，认为文学就是小说，非小说就不是文学。中国几千年的文学长河，诗文并举，小说很晚才出现。我认为，林语堂最擅长也最成功的是文，即“散文”。他在美国写的“大部头”，其实都是散文为基础。 前几年我回国上课问大学生，他们说是通过《京华烟云》电视剧知道有林语堂。《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用英文创作、献给“英勇的抗战将士”、写给英文读者的小说，如果他得知现已有多个中译版本并改编成影视剧风靡两岸，应感欣慰。小说试图以《红楼梦》为模板，通过大量女性形象的描述，为“现代中国”绘制一幅画面。这就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画，因为中国现代性就是中西合璧。中国人当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中西合璧。就中国女性的现代化来说，林语堂认为理想形态应是姚木兰那样的女性。这一点似乎已得到时间检验，至今仍得到社会普遍的关注，才会有那么多影视剧对小说不断改编、持续解读。  福建漳州林语堂纪念馆内展示林语堂相关图片资料。张金川 摄中新社记者：以细腻的东方情调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被认为是林语堂翻译的一个特点。您是怎样理解的？ 钱锁桥：1942年，林语堂在其纽约豪宅给Who杂志做了一个专访。当时他连续出版几本畅销书《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等，声誉如日中天。这些书有一个主题，就是“以细腻的东方情调去观照竞争残酷、节奏飞快的西方现代生活”。采访中，他调侃道：美国人可能都想象我是位长着络腮胡子、身穿长袍、年迈的“东方智者”，你看，我西装革履，才四十来岁，整天忙得一塌糊涂，各处演讲请求都给我推了，我的写作计划排得满满的。要在现代生活中融入细腻的东方情调，谈何容易。 “细腻的东方情调”是中国文化固有的，林语堂跨文化实践最主要的贡献之一便是总结归纳了主要由晚明性灵派文人倡导的一整套生活美学，并在世界推广。 中国人紧追西方现代生活一百多年，当下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恐怕比西方还要快，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时候停一下，想想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其实，林语堂再忙，他都很会生活的，比如晚年住美国，每年都要去欧洲度假。  福建漳州林语堂纪念馆内展示林语堂相关图片资料。张金川 摄中新社记者：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对当下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有何启示？ 钱锁桥：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需要有积极、健康的大环境。如果要搞冷战，那交流互鉴便无从谈起。 另外，在促进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当下中国还鲜有人能超越林语堂，其中一点原因是知识结构、教育背景和林语堂相差甚远。林语堂在国内上大学，毕业时中西方文化方面的训练已相当了得。他在自己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学生刊物《约翰声》上已发表21篇中英文作品，其中19篇英文，另外一篇英译中、一篇中文原作都以文言文写就。  航拍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香蕉海的林语堂纪念馆。张金川 摄所以，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的启示，首先是要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自己之不知，也许是第一步。(完) 受访者简介：  钱锁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专治中西文学文化研究，编著中、英文作品多部，包括《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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